《明窗小札1963》本书辑录了金庸于1963年在专栏中发表的193篇社论、时评与漫谈等杂文。涉及内容包括：明报的立场与原则，中国的社会和经济，美国的内政和外交，古巴的导弹危机，亚洲各国的外援和内困，西欧国家之间的合纵连横，东欧的求变和困境，文艺创新与争议，生态与环保，各国的世态与风情，社会趣闻与传奇等等。金庸数十年新闻生涯中近千万字的政论文字，一直没有结集出版。两年前，金庸秘书受命搜集、整理金庸上世纪六十年代撰写的专栏文章。其中比较重要的，是金庸用徐慧之为笔名撰写的明窗小札专栏。这一专栏从1962年12月开笔，持续到1968年10月，除1967年间中断几个月外，几乎每天一篇。金庸秉持明辨是非，客观中立立场，可谓眼观全球，心怀民众，铁肩担道义，辣手著文章。而文风朴实简洁，观点鲜明犀利，见解独特新颖，尽显一代大师的风范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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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一日
英国《孟彻斯特卫报》那篇《中国内幕》的连载中，作者林维斯特（Sven Lindqvist）在叙述北京大学那个管理鱼塘工人的偷鱼事件时，讨论到大陆上许多人学非所用。他文中说：“据我所知，有些语言专家被派去教物理和化学，电讯专家被派去做体育教练，有一位研究人类学的学者则在一家百货公司中做会计。”他认为这种情形在中国是有历史传统的，在一九〇〇年以前， 中国只有一种教育——儒家的学问。凡是精通四书五经的人，可以做行政官、法官、水利官。现在的情形也是一样，只要是共产党员，只须懂得马列主义的经典，中共就认为他无所不能，任何工作都由他来领导。所不同的，只是马克思和列宁代替了孔子和孟子而已。作者说，“不管被分派的人意愿如何，当局要他去做什么工作，他就非做不可，这种办法虽然有其便利之处，但害处之大，却也是不胜枚举。有许多人为了避免被派到他所不愿意去的地方，便竭力掩饰自己的才能，故意表现得庸庸碌碌，一无所长。”
他文中又谈到北京大学在反右浪潮冲击下的结果：“几乎每一系，每一个班级中都损失了教师和学生。其中有许多经过劳动改造后已经回来了；另外一些一直留在学校中，干着极低级的劳役……北大医院中有两位很有能力的医生。其中一位是外科专家，他还可留在自己家中，做些粗工。医院中如果出现了疑难的病症，他就被派去指导青年医生如何动手术。最近，他又受到大字报的激烈攻击。因为在诊治校外病人之时，他没有看出一个女子的乳癌来。大字报上说这是由于他的政治背景所致，他根本不关心人民。其实，院方对所有的医生都是有指示的，如果病象不能确定的时候，不要将病人随便收容入院，以免加重院方的负担。另外一个医生在反右运动中顺利过关。他现在的月薪有三十二镑（约等于港币五百元）。因为他有八个子女，经申请后加薪三镑十先令（约为港币五十五元）。但后来发现他家中装了两根灯管，认为生活奢侈，加薪部分取消。最近他开了一张药方，因为男护士没有受过适当训练，而他没有加以指导，那病人死了，结果这医生又被减薪三镑十先令。”
他文中还说到一个年已六十五岁的教德文的女教授，因为被判为反革命，现在每天在她从前所主持的德文系办公室中扫地抹桌。她被剥夺了公民权利，规定不得走出学校范围以外。
